政策性银行在稳信贷中往往发挥“逆周期调节”作用。2008年以来，政策性银行共经历了四轮信贷扩张，即2008年、2011年、2015年以及2020年，新增人民币贷款分别为0.92、1.38、2.1、1.96万亿，占全部贷款比重分别为18.77%、18.49%、17.94%以及9.97%，均处于阶段性峰值水平。对比这四个阶段的基本面、政策面不难发现：1、这些阶段都面临经济下行压力，信贷社融面临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。2、国务院、央行均针对政策性银行出台了相关政策，通过调增额度和提供融资支持，旨在鼓励政策性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。3、在政策推动下，政策性银行均加大了信贷投放力度，当年新增规模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比重会出现阶段性“跳升”。总体来看，2008年以来，在数轮经济波动中，政策性银行发挥了“顺隐于市、逆托于市”的角色，在经济承压时期，通过加大对“两基一支”领域信贷投放，来实现稳信用、促投资的作用。
今年为何偏偏选择政策性银行调增信贷额度？今年以来，在监管政策驱动下，商业银行项目储备已现“寅吃卯粮”现象，贷款虚增较为普遍，且国有大行“头雁效应”有所减弱。即目前银行体系面临较为严重的资产荒压力，国有大行信贷投放总量尚可但结构欠佳，股份行、城农商行总量结构双双承压，是信贷数据的主要“拖累项”。在此情况下，仅仅依靠商业银行层面，难以实现2022年信贷总量和结构双重改善，即央行对商业银行调增信贷额度的必要性不大，最终也只会体现为信贷的虚增。因此，本次调增政策性银行8000亿信贷额度，也是基于今年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现实情况而定，旨在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的社会职能。
8000亿信贷资金从何处来、向何处去？资金来源方面，PSL余额近年来稳步下降，截至今年5月底，PSL余额降至2.62万亿，体现了“房住不炒”的基本原则，通过PSL补充负债资金的可能性并不大。考虑到在过去政策性银行四轮信贷扩张中，都会伴随着债券发行的大幅扩容，加之债券利率处于较低水平，政策性银行通过发行债券能够有效兼顾融资成本，即预计8000亿的信贷资金将主要通过发行债券予以补充。资金运用方面，在三大政策性银行中，国开行体量相对更大，信贷资金主要投向为棚改、交运、电力和水利等行业，合计占比近60%。对于8000亿的新增额度，预计将主要投向水利、交运、能源保供等项目，棚改领域大规模“撒网”可能性并不大。
政策性银行信贷扩额影响几何？信贷方面，预计2022年政策性银行新增人民币贷款2.4万亿以上，在稳定信贷总量、优化信贷结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。假定今年央行对政策性银行设定的狭义信贷目标与去年基本相当，那么新增的8000亿贷款额度占全年比重约50%，即2022年政策性银行新增人民币贷款有望提升至2.4万亿以上，明显高于2020和2021年水平，且6-12月份信贷投放节奏将有所加快。在此情况下，预计2022年新增人民币贷款维持在21-22万亿的水平，较2021年多增1-2万亿，且主要由政策性银行和国有大行贡献，股份制银行、城农商行等中小机构信贷总量和结构难有明显起色。债券供给方面，预计2022年政金债净融资3万亿，较2021年多增发近1万亿。2020-2021年政策性银行贷款与债券的配比均维持在80%的水平，若2022年依然维持这一比例，预计2022年政金债净融资规模约3万亿，较2021年多增1万亿。不过，考虑到后续贷款利率仍处于下行通道，特别是按揭贷款利率下行空间较大，债券资产对于银行而言配置性价比会有所提升。对于部分面临信贷资产荒压力的银行而言，配置需求的释放，会缓释政府债券供给带来的冲击，进而起到利率稳定器的作用。
风险分析：疫情对经济冲击进一步加大，信贷景气度持续下滑。
